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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凰涅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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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误读的新加坡——蔡定剑  

2010-12-03 23:48:3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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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“狮城”新加坡以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、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整洁的环境,赢得世界的普遍赞誉。这个华人占总人口3/4的岛国,其领导人时不时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,无疑令它的亚洲邻居中国倍感亲切。然而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由于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的局限,“新加坡经验”往往被误解——权威体制、高薪养廉、严刑峻法、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模式等,不仅令普通民众、甚至也让专家学者深感困惑——这是真实的新加坡吗?

 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

  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,是个异数。因为常识告诉我们,一个国家不民主,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,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,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,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。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:它相信权威主义,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,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,建国40年来,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,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;但它同样很文明,没有人随地吐痰,拥有洁净的空气、优美的环境,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,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。

  曾经,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“大新加坡”。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,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,为什么呢?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,就用不着搞腐败了。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,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,只要给他们加工资、加福利就可以了。

  这些年来,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,但是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看出,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。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,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“中国国情”?现在很多人没有搞清楚。

  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,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。

 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,我刚到新加坡,感到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,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。比如在街头,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,问这是谁盖的房子?新加坡人告诉我,大多数是政府盖的。这房他们叫“组屋”,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,由政府来分配。

  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,不同的地段、不同的朝向、不同的建筑材料,价格差别很大。我本能地想到,新加坡的政府官员,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、用最好的材料建一批豪宅,然后以“组屋”或者“经济适用房”的名义,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,作为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呢?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,他们都觉得,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  更不可理解的是,在一些高利润行业,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。苏州工业园就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,这里面,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,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不少寻租空间。这样一个国家,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,它的官员居然能不腐败,我作为一个中国人,从我们的经验出发,简直无法理解,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。

 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

  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,问题出在哪里?

 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,大都是断章取义的,多年来,只让人知道一面,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。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。

  就拿“高薪养廉”来说,这么多年来,被我们说得有鼻子有眼。确实,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,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。但是,有两点我们没注意:一是,这些拿100万元以上高薪的人比重很小,估计也就30人左右;二是,这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,部长(包括总理)都没有配公车和专职司机,上班开自己的车,有大型公务活动,政府才会派车。他们需要纳税,而且没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,要自己缴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。

 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,那他什么也没有了。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,但这是全部收入,再不能有其他收入,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,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,到市场上购买。

  另外,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,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。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,有点空闲时间,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,我介绍了一处。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,我说,还是我开车去接吧。我跟部长开玩笑说,能给部长开车,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  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,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,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。

 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,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,通常,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,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。比如,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,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,对他而言,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,而不能算高收入。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,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,进入政府的初衷,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。

 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

  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,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
  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,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,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,比如告人家诽谤罪,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另外,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,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,而是主动曝光,向社会全面披露,有问题就主动检讨、严格处理,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。

  前些年,据说李显龙买了一处房子,是用折扣价买的,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。新加坡民众对这方面非常敏感,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儿腻,是地产商对李显龙的隐性贿赂。结果,新加坡政府积极调查,主动向公众坦白,李显龙买的房接受了大约10%的折扣。老百姓一听,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,就理解了。还有一个部长,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,公众对他传闻很多,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,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,但还是让他辞职了。

 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,都对人民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。这个执政40年、成就辉煌的党,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,仅是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。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,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。用我们的话来说,没有太多的“党产”。

  人民行动党多年来保持高度的自律,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分不开。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,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,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,全党上下要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。

  缔造奇迹是儒家传统吗

  对于新加坡的成就,有两种观点,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“东亚价值观”,一种认为是因为“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”。

  我觉得,还是西方价值观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。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、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,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。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,核心的东西却是和西方接轨的。

 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,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,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等西方名校教育的大学生。在新加坡,下层人一般说汉语,比如你坐出租车,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,你和老板用汉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;但你到政府办事,大家说的都是英语,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,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。

  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。“选贤与能”可以算是儒家的。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,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,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,所以,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,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。

  据说,在新加坡,你只要有一定的成就,而且社会声望比较高,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发展你入党。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机构,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。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,邀请大家来交流,同时暗地里观察你,如果你让他们满意,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,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,邀请你入党、加入政府。

  新加坡也有教训

  我曾问过新加坡人,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?有人说,最突出的就是,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,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,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,人们过于循规蹈矩,按部就班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,缺乏创新精神。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,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资金,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。这一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虑,他们觉得,新加坡这样下去,将会有问题。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社会,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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